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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的中國醫學 傳教士的播種與耕耘 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醫學 21世紀的新起點
 
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醫學
文/台大醫學院骨科‧王崇禮教授
日治初期的台灣醫療 日治時期的台灣醫學教育

日治初期的台灣醫療

清日甲午之戰,清國敗給日本,根據戰後兩國簽訂於一八九五年(光緒二十一年,明治二十八年)四月十七日的馬關條約,台灣島及其附屬諸島割讓給日本國。日本海軍大將樺山資紀出任第一任台灣總督。

日軍部隊近衛師團於五月二十九日登陸澳底,進行接收台灣。當時侵台日軍曾為瘧疾等熱帶傳染病付出慘痛代價,因而對其所統領的第一個殖民地,乃積極改善醫療衛生設施,以遏止疫病的流行。台灣總督於六月十九日宣佈組織「衛生委員會」,並在日本殖民政府「始政」的第四天,也就是一八九五年六月二十日,「大日本台灣病院」在台北城外大稻埕千秋街設立,此即為台大醫院的前身。

當時雖稱作官立醫院,實際上是將大稻埕建昌街一棟粗陋的民宅,修繕後加以利用的野戰式醫院。「台灣病院」首創之初,日本中央政府選派醫師十名、藥劑師九名、護士二十名來台工作。此後,台灣的醫療發展乃朝現代化方向邁出一大步,逐漸擺脫「拓墾社會」時代那種「不識字兼無衛生」的形貌。

創設醫院
首任台灣總督樺山資紀接收台澎時,為鎮壓台灣人民的抵抗,率領勁旅「近衛師團」征台,師團長乃北白川宮能久。 1895年6月17日在台北參加「台灣始政祝典」後第二天,師團即開拔南下,攻打新竹、台中、彰化、嘉義、新營。估計乙未之役,台灣人民死亡為一萬四千多人。而公布日軍陣亡人數為 4806人,其中戰死僅 164人,短暫時間病亡人數即達4642人,日政府為了不受台灣特殊氣候惡劣的衛生環境與疫病肆虐影響,乃積極著手規劃建設醫療衛生設備。

   1895年日軍與台灣反抗軍戰鬥時,正值夏季,氣候濕熱,霍亂、瘧疾、紅痢、傷寒、腸炎、腳氣等傳染病肆虐。日本軍政府在衛生環境差的台灣,一方面著手改善環境衛生,另一方面則致力於撲滅預防傳染病,其中以鼠疫與瘧疾之研究防治著稱。

   日本領台之初,除緊急在各地成立醫療設施外,初期且將台灣的廟宇等建築充當醫院使用,如台北的天后宮(後拆建成「博物館」)、文廟(今北一女、法院大廈一帶),以及台南的赤崁樓,暫時都被改為衛戍醫院。 1896年5月,正式先後在台北、台中、台南三縣開設醫院。

  1895年6月20日,台北醫院初設,稱為「大日本台灣病院」,由醫學士濱野昇擔任第一任院長。1896年「台灣病院」因民政的實施,由陸軍軍部移屬「台北縣」管轄,因之改名為「台北病院」。台北病院在解除「軍管」的陰影後,在山口秀高領導下,開始逐漸邁進現代化醫院的管理和經營的基礎。

  1898年台北病院遷址「城內」,選擇在台北城內天后宮(今國立台灣博物館)東側清領時期練兵場的荒埔營建新醫院建築。1898年8月,木造「和洋混合風格」的台北醫院落成,工程費為三十萬圓;醫療工作隨即在1899年6月1日正式展開。木造的台北醫院寬約六十公尺,深為二十公尺 ,當時不可不謂大型建築物;而所謂「和洋混合風格」建築,係指流行於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建築風格,乃保有日本式屋頂趣味,卻融合了西洋木桁架結構之「改良式」建築。

  1912年初遷城內時所建木造台北醫院,在台灣潮濕氣候下,白蟻的腐蝕,日趨嚴重,加以颱風年年侵襲,維修不易,終於逐漸拆除改建,紅磚鋼筋水泥混合的台北醫院也隨即動工興建!「新」台北醫院的建築設計師近藤十郎,乃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畢業,台北醫院是其「最重要且最成功的傑作,無論就建築規模或設計難度而言,應可視為近藤十郎一生的代表作。」。台北醫院的落成,不僅是台灣近代建築的一項偉大成就,更是台灣近代醫療制度的「奠基石」已經安放完成的表徵。

   1895年6月,「台灣病院」首創之初,只有內科及外科兩部。1897年3月,眼科部由內科分開獨立設部,由瀨尾昌索出任第一任眼科部部長。1898年7月將原屬外科的產科、婦科再獨立設科為產婦人科,並派醫員川添正道為第一任部長。1902年耳鼻喉科又從外科獨立設科,由岸一太擔任耳鼻咽喉科部長。

  1903年2月外科部內再創設「外科皮膚病黴毒科部」,任命醫長長野純藏為科部長, 這是台灣「皮膚科」之首創 。 1908年2月,原屬外科部之「皮膚病黴毒科」分離獨立設科,任命醫長尾見薰為「皮膚病黴毒科」部長。翌年4月9日,改為「皮膚花柳病科部」 。

  1906年1月,小兒科部由原屬內科部分出,獨立成一個科。1910年9月1日原屬外科部的「齒科治療室 」昇格為「 部」 。各科的設立、遞變和劃分作業 ,無不與病患的需要以及醫療技術進步的需要有關;分科愈細,也表示台灣醫療制度與醫療建設正日日向前邁進!

  台灣曾被治台初期的日本人喻為「鬼界之島」,此言無 疑是說「台灣疫病流行的可怕」。日治時期面對疫病肆虐、衛生環境極差的台灣,一方面著手改善環境衛生 ,另一方面則致力於撲滅並預防傳染病。防疫的要點在於傳染病的防治和檢疫的設施及執行;島內病院相繼設立為圍堵島外疫病傳入,海港檢疫等法規先後頒行。

  1896年,台灣總督府以律令第八號公佈「台灣傳染病預防規則」,其第一條規定所稱傳染病為以下八種:1)、霍亂,2)、鼠疫,3)、痢疾,4)、天花,5)、斑疹傷寒,6)、傷寒,7)、白喉,8)、猩紅熱。1899年10月「台灣地方病及傳染病調查委員會 成立」,同年11月25日訂定機構規程。此後有關台灣的各種疾病,都有詳細調查紀錄和研究報告,留下不少可貴的資料。

  日治時期,每年瘧疾死亡人數之統計,少則數千,多則超過萬人。 台灣人民的死亡原因,在1911年之前,以瘧疾排居首位。1915年,當時全台灣人口數為3319300人,因瘧疾死亡者達13350人,死亡率達每萬人口為40.2,足見此疫之可怕。

  日本赤十字社(紅十字會)於 1899年11月26日正式設台灣支部(台灣分會)在台北巿。支部長由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兼任,支部副長則由醫學校校長山口秀高擔任。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為長期在台經營此濟世公益事業,採行與台灣總督府合作的方式興建醫院,醫院建築由日本赤十字社負責興建,營運委任台灣總督府辦理。

  「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醫院」(簡稱「日赤醫院」)於1904年2月開始動工,與醫學專門學校併建,1905年2月在日俄戰爭方殷下於東門外竣工,7月舉行啟用典禮。日赤醫院除了是慈善醫療事業外,最重要是提供醫學校學生臨床實習和臨床教學之用。

  1936年3月28日, 「日赤醫院」建築物由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加以收購,從東門町(今中山南路與仁愛路交叉處 )遷移「泉町」(今鄭州路)。泉町「日赤醫院」於1939年動工,二年後竣工。正是日本於年底偷襲珍珠港,對美宣戰的那一年(1941年)。醫院占地面積6863坪,病房建築有2175.85坪,總工程費達993643圓 ,是「太平洋戰爭」期間主要的新建築物,台灣人慣稱此醫院為「赤十字醫院」。

建立醫網
日本總督府雖於1895年設立大日本台灣病院,然而不足以應付當時所需。1896年在地方長官要求下,分別於台北縣淡水等11地設立病院,於恒春、台東設診療所。除了府立醫院外,在50年間針對特殊疾病或機關設置公立醫療機構。至於私立醫療院所方面,因凡領有醫師資格者,皆得報請開業。因此到1897年私立醫院已有12所,到1942年執業醫師已有1665人,私立醫院350所,增加速度驚人。

  根據台灣總督府檔案(《台灣總督府公文類 篡》)史料記載,第一位日籍民間開業醫師係1895年10月27日奉淮行醫申請的。今村左太郎他的醫館設在基隆北區崁子頂街三十一號。而根據1897年的統計,當時共有官營醫院17家、私營12家,計29家 。至1934年,則增加為217家,計官營15 家、公營20家、私營182家。

  根據1897年統計,以當時2587688人口計算,2418人才有一名醫師(包括土人醫、漢醫和洋醫),如此稀少的醫師人力,當然無法應付戰爭所帶來的傷病與傳染病的橫行。再加上當時的 鴉片戒斷政策也需要大量的醫師,權宜之策,警察醫與公醫制度因而產生 。警察醫由最初從事警察之醫療工作,擴及佐理衛生行政工作,其權限與工作對象較一般醫生廣泛。公醫則是鴉片政策下的產物,他們在台灣醫療發展史中扮演著微妙的角色。名為從衛生工作,實為籠絡、監視台灣人民,然而在公共衛生、基層醫療之貢獻是不容輕視的。

撲滅疫病
1919年和1920年,台灣發生空前的霍亂大流行,死亡相當慘重,日本內務省在1919年8月9日宣布台灣為霍亂流行地區。台灣總督府研究所製造預防藥劑,推行預防注射;為啟迪民眾的衛生常識,還印製霍亂預防宣傳單,公告各處,且分送預防要旨到各家各戶。此外也委託地方官廳的警務人員、公醫和開業醫師等,舉辦衛生演講會或放映衛生宣導電影,以普及人民對衛生的知識,達到遏防霍亂的目地。

  鼠疫是日本治台第二年就流行,而且歷經二十二年始撲滅的傳染病。鼠疫又名「黑死病」,因患者屍體會呈現黑斑而得此名。 「台北縣避病院」於1896年10月28日開院;11月2日再於城東門外舊清兵營跡修改設立「第二避病院」。12月16日,又於第二避病院東鄰增設「台灣人鼠疫治療所」,專以收容台灣患者,所長由日本人公醫擔任 ,並任命黃玉階、黃守乾兩位漢醫及台灣人護士若干參與診治。

  1915年因瘧疾死亡人數創下新高紀綠,死者高達13350人,每10000人口中有30.33人。台北醫專教授久保倍曾在《日新醫學》第三年第一號報告中,提及於法醫學解剖上,發現重達一千六百餘公克,約為常人十幾倍的脾臟破裂病例;馬場信秀、德重泰義和台灣人劉淑等共同發表報告指稱:從1919年到1935年間,在台灣人屍體病理解剖二百六十三個病例中,有一百位病患是瘧疾性脾腫。

  據統計資料,1906年以後,台灣每年因結核病死亡者,多者八千餘人,少時也有四千餘人 ,其死亡率最高點是在1907年,達每萬人中之23.07人,1941年最低,為每萬人口7.81。1915年3月,台北廳以「台灣公共衛生費」在七星區內湖庄設立「錫口養生院」,做為結核療養所,是為台灣結核專門醫院的濫觴。同年五月,日本赤十字社台灣支部亦建立一棟結核病房。

  登革熱,漢醫以「斑痧」名之。1873年,即清同治十二年便首度在台灣被發現。日治後,1889年、1902年、 1903年、1913年 、1931年和1942年,都有過登革熱的流行 。太平洋戰爭期間,登革熱也曾蔓延;1942年最為嚴重,流行期間為6月至11月。據估計當時台灣人口總數六百萬人,卻有五百萬人感染到登革熱,令人震撼!

   台灣總督府鑑於世界對痳瘋症問題之熱心及環境之要求,擇於台北州新莊郡頂角坡創設總督府立痳瘋療養所「樂生院」 。1930年10月1日,公布「台灣總督府癩病療養所官制」,10月15日舉行開辦儀式,12月22日起開始收容病患。府立樂生院獲日本皇室甚多支持,尤以貞明皇太后的獎勵更多。

公衛防治
台灣早期對瘧疾之媒介傳染,並不知情,而歸之於所謂的「瘴氣說」;因之有「沼澤熱」或「瘴氣病」的說法。1896年來台規劃台灣衛生工程的英籍技師巴爾頓,鑒於瘧病嚴重,為免受「瘴氣」感染,曾建議住宅要由單層改為二樓建築,寢室最好設在樓上,如係單層,而無二樓,則地板必須墊高至離地面二公尺以上,以避開瘴氣污染,免除瘧疾發生。

  1900年,「台灣家屋建築規則」和「台灣污物掃除規則」的公布,對巿區環境衛生改善不少;1901年以「台灣醫生免許規格」(「免許規格」為日文漢字,意指「許可規則」)推展近代醫療,更使台灣醫業制度化 。

  1897年5月8日,為台灣人民選擇國籍的決定日期,依據馬關條約,本島住民以二年為期決定去就,如果不願接受日本政府統治,可自由離去,其間民間傳說一旦成為日本國民,男斷辮髮、女解纏足、禁抽鴉片、實施徵兵,致使人心浮動,惟「住民去就決定日」時,台灣人離去者,僅只6456人,占當時280萬人口總數的0.28%而已;斷辮解足,禁煙成了當時台灣居民恐懼受異族統治的原因,於今視之實不無可笑之處。

曾為清國大臣李鴻章形容為「男無情,女無義;鳥不語,花不香」的台灣,因甲午戰爭乙役,在1895年遭拱手割讓日本 ,縱使台灣紳民「伏查台灣已為朝廷棄地,百姓無依,惟有死守」;終究不敵日軍近衛師團鐵蹄,成為日本第一個海外殖民地。

日本治台之初,全島環境衛生條件不佳,各類瘟疫橫行,而有「鬼界之島」之譏,然經日人大刀闊斧之改革,在各地普設醫院、建立醫網,推動衛生教育,加強公衛防治等措施,使台灣之醫療面貌在短期之內即能脫胎換骨,徹底改變了日本人認為「只有不愛惜生命者才會去台灣這種瘴癘之地」的偏頗觀念。

當然日人為鞏固其殖民台灣的基礎,大力改善台灣醫療條件,以達成其殖民地經濟利益之目標,固然有其自身實質利害之考慮與懷柔政策之用心,然而台灣順勢揚棄昔日拓殖時期落後之醫療形貌,發展出德日式之醫療體系,奠定現代醫學發展之基礎,卻也是一件不爭的事實。